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朝鲜后期围绕书院的乡战:以岭南地域为中心

18世纪以后,岭南地区出现了以书院为基地的乡战(乡中争端)。这种乡战表现在党派之间的乡战、新旧乡之间的乡战和各门中之间的乡村主导权的乡战等三个方面,和各种是非掺杂在一起,加深了阶层间的矛盾和乡论分裂,最后急速瓦解了以南人士族为中心的乡村支配体制。     

元代蝗灾防治措施及成效论析

有元一代,灾害频发,作为生物灾害中最严重的蝗灾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元代蝗灾有鲜明特征:时间、地域上的不均衡性、多大灾。元代蝗灾防治较前代出现了一些新变因素,既有较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关注的教训。考察探悉元代的蝗灾防治及其成效,对深化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研究有重要意义。     

元代农业灾害成因论析

元代灾害种类繁多,破坏严重。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该文旨在通过分析元代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情况及农业生产上的其他活动,剖析导致其灾害频繁的各种社会因素,主要有屯田对地表植被的大量破坏;造船、建筑等对森林的砍伐;政治腐败荒于水利建设与维修;战争及苛刻的剥削等造成农业人口的极度贫困,无力进行水利设施建设,等等。通过剖析元代灾害的社会因素,避免当代生态农业发展中人为对生态的破坏,减少人为灾害的发生。     

魏锡曾书学思想试论

魏锡曾是清代晚期一位杰出的金石学家、书法理论家。道光以后，经过了阮元的号召和包世臣的推动，碑学理论逐步成熟．并大兴于咸、同年间。此时的书家少有超出碑学樊篱者，魏氏也不例外，其书学思想带有明显时代的烙印。然而，在其书论、题跋中，我们更能看出魏氏的书学思想植根于传统。文中对魏锡曾《绩语堂全集》中的书论、题跋进行梳理．总结出魏氏的书学思想主要有三：学篆、隶为存古法；以碑学技法求古法；不废传统帖学。     

宋词对《史记》中“范蠡”形象的接受

通过分析宋词对《史记》中“范蠡”这一人物典故的运用，探讨宋人对范蠡理想信念、人格精神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说明宋代词人是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背景环境审视过去的历史人物，并从该典故中寻找一种宋代士大夫所追寻的功成身退、独善其身的情怀，由此进一步从接受学的角度阐释范蠡这一人物形象丰富的文学审美价值，更加深刻地理解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内涵。     

清末时期川江的木船运输

清末时期,重庆的开埠带动了川江木船运输业的发展,由此川江木船运输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川江木船运输的货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川江木船分为挂旗船和厘金船,挂旗船是外国侵略者进行经济侵略的运输工具,但是厘金船的数目和运输量还是大大超过挂旗船;同时,川江木船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川江上木船船帮的形成和发展,为四川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清代山东运河补给及其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在清代,山东运河补给水源缺乏,朝廷为了漕运畅通,保证运河补给,将运河沿岸的河流、湖泊、山泉等竭力纳入补给体系,并以法律规定河泉平时三日济运,一日灌田,而亢旱之年则全部济运,严禁沿岸农民兴建沟洫水利,更不许开辟需水较多的稻田,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了运河沿岸农田的灌溉与农田水利的发展,并造成了诸多水患灾害的发生与农业生态的破坏。     

中国明清造园中的竹作设施工艺

中国对竹材的利用可追述至新石器时代，因便于取材加工以及古人对于竹文化的喜爱使得中国竹作工艺不断发展进步。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结晶，园主对植竹和竹作设施的喜爱使其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整理中国古代诗词、农书、竹谱、技术书籍、绘画、晚清摄影作品及考古实证材料中的园林竹作设施，分析了明清时期园林竹作设施的审美思想、设计样式及制作技术，以期为中国传统园林竹作工艺的传承以及现代园林竹作的设计提供参考。     

明清时期皖江流域水利建设的历史启示

明清时期皖江流域劳动人民为发展农业生产,兴建一些著名水利工程,曾为该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水利建设严重滞后,工程设施不完善,抗灾能力偏低;由于各种不科学的土地利用和水利兴修方式,水环境日益恶化;水利投资缺乏流域规划,很难持续实施大规模水利建设,无法形成整体防御能力,水利工程废多兴少,水利事业步步履维艰,故任凭水旱灾害摆布,仍然处于靠天收的局面。该文列举了明清时期大量的皖江流域水利建设方面的历史记载事实,并对负面效应和历史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观点鲜明的见解,以期为当今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